札记

最后还是让张爱玲跑了

金色笔记

   最近新华社智库有雄文《别让李嘉诚跑了》,出笼后第二天从他们的网站撤了,但言犹在耳,按李方同学的妙评“此文击中几乎所有历史痛点”,“痛点”一词用得精准,把天朝历次专政的几十年,新中国的集体记忆全部钩沉,扒拉了出来。

   1949年以来,中国人命运里的转折点,就是纠结在“跑还不跑”的选择上,是背井离乡一走了之,还是寄希望于新政权的开明、不杀之恩。比如写《革命之子》的梁衡,至今一提到“跑还是不跑”的命运还会感慨得老泪纵横,“80年代,我陪我那双腿被打断,坐轮椅、流哈喇子,神智不清的父亲,到长沙机场接他从台湾回来的亲弟弟,也就是我的叔叔,飞机降落,我看到一个中年男人一身笔挺的白色西装,从飞机上走下来,走到我爸的轮椅前扑通跪下,给我爸磕头,””””哥,我回来了””””,那是我这一辈子看见一个人给另外一个人磕头,我哪里见过磕头啊!新中国没有这种传统。”

张爱玲

   梁衡的父亲属于留下不走的,那个来自海峡那边,一身白西装,拎满满一皮箱美金回来磕头的叔叔,属于走的,这就是差别。

   那个时代绝大部分人属于跑不了的(主动的和被动的)。但是1950年到1960年那十年,国门还没完全禁闭,有一小撮人最后跑了,张爱玲是一个,京剧大师周信芳的儿子,也就是后来纽约时尚界赫赫有名的Michael Chow是另外一个,今天只说张爱玲。

   按说张爱玲的满清贵族的背景家世,抗战时期的可疑形迹,比如没有参加全国作家抗日同盟是一,在上海沦陷区居住著作甚丰是二,跟汪伪政府的宣传部长胡兰成谈恋爱同居是三,别的不说,光这最后一条就足以被戴上“汉奸情妇”的罪名游街示众,都捱不到文化革命,五十年代初的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运动她就会在劫难逃。最后居然让张爱玲跑了,真是奇迹。怎么让她跑掉的,在她自己的散文集《对照记》里有一些纪录。

   跟当时的大部分知识分子一样,1950年时的张爱玲日子并不难过,不仅不难过,她还保持保持高产的创作,长篇小说《十八春》和《小艾》就是在那年完成并在上海《亦报》连载,在上海读书界引起轰动,连当时从南京老虎桥监狱刑满释放的周作人,都是《十八春》的粉丝。

   就在《十八春》连载3个月后,1950年7月,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夏衍亲自点名,有关方面通知张爱玲参加上海市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。她以笔名“梁京”(也就是《十八春》发表时的笔名)与会,被分在第四组,柯灵先生的回忆录里说:

   “她坐在后排,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,使人想起她引用过的苏东坡词句””””高处不胜寒””””。

   “张爱玲的打扮,尽管由绚烂归于平淡,比较之下,还是显得很突出(我也不敢想张爱玲会穿中山装,穿上了又是什么样子)。”

   还有一个说法,开完“文代会”后,在夏衍的安排下,张爱玲曾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改工作。在殷允芃的《访张爱玲女士》中记载道,张爱玲说,她写英文小说《秧歌》之前,在乡下住了三四个月,但时间又不大对头,那时是在冬天,她说:“这也是我胆子小,写的时候就担心着,如果故事发展到了春天可要怎么写啊?”《秧歌》和《赤地之恋》成书于美国,是张爱玲“跑出来”以后的作品,描写土改在中国农村的血腥暴力,在半个世纪以后湖南道县,北京大兴和四川土改的回忆录公诸于世,惨无人道完全是人间地狱,对比《秧歌》展露的黑暗根本不算什么,是文青级别的苦难,这已经是后话,《秧歌》发表时饱受批评,按如今的罪名就是恶意中伤抹黑新中国。

   张爱玲在苏北土改中三个月的所见所闻,究竟是什么,读者只能从她的作品中猜测了。土改还不算,1951年9月,全国开始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,在大学、文化及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中清算剥削阶级思想残余,消除崇美恐美思想。搞人人过关。这个运动,也就是杨绛先生所写的“洗澡”运动,一直延续到次年秋季方告结束。

   在此期间,文化界还掀起过声势浩大的批判电影《武训传》运动。电影出自上海,夏衍也难辞其咎,不得不向中央做了检讨。

   紧接着1951年底,“三反五反运动”又在全国发动,基维百科的定义:

   “三反”“五反”运动是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展的一场政治运动。“三反”是指在国家机关和企业中进行“反贪污”、“反浪费”、“反官僚主义”;“五反”是指在私营企业中进行“反行贿”、“反偷税漏税”、“反偷工减料”、“反盗骗国家财产”、“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”。五反”反行贿、反偷税漏税、反盗骗国家财产、反偷工减料、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。

   运动很快开始触及“民族资产阶级”,旧中国的工业重镇大都市,比如上海,重庆,这种形形色色买办资本金扎堆的地方,首当其冲,比如上海运动进行的一年中有1300人自杀;最著名的是现代实业家卢作孚在重庆自杀。

   1952年7月,张爱玲离开她还没有走就已经开始想念的上海”,经罗湖过关去香港。她持有港大开的证明,去香港的理由是“继续因战事而中断的学业”。临行前,与姑姑约定,“彼此不通信、不联络。”

   《对照记》里记录了她在上海办护照的过程,出境审查还不像后来那么严,“去派出所申请出境的时候,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,立刻沉下来脸来,仿佛案情严重,就待调查定罪了。”

   “幸而调查得不彻底,不知道我是个写作为生的作家,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。一旦批准出境,那青年指警察。马上和颜悦色起来,因为已经是外人了,地位仅次于国际友人……”

   申请获得批准后,她只带了简单的行李,甚至连小说手稿都没带,乘火车先到广州,又从广州乘火车到深圳出境。

   《对照记》里写罗湖过境去香港:

   “那边香港的检查站也一样地简陋,香港警察把入境者们的证件收去查验,拖了很长时间。…一个解放军士兵在关口站岗,穿着皱巴巴的军装,一副朴实相,看样子是从北方来的农村小伙儿。他看人们晒得可怜,便忍不住说:“这些人!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,不如到背阳处去站着吧。”

   “他挥手示意人群可以到树荫下去,但是大家只是客气、讨好地笑笑,却没有一个人肯动地方。

   “人们紧紧地贴着栅栏,生怕一离开队伍就会过不了关。”

   她在《浮花浪蕊》里写罗湖过关的感受,“桥堍有一群挑夫守候着。过了桥就是出境了,但是她那脚夫显然还认为不够安全,忽然撒腿飞奔起来,倒吓了她一大跳,以为碰上了路劫,也只好跟着跑,紧追不舍。挑夫。是个小老头子,竟一手提着两只箱子,一手携着扁担,狂奔穿过一大片野地,半秃的绿茵起伏,露出香港的干红土来,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,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歇脚,笑道:‘好了!这不要紧了。’”

   就这样让张爱玲跑出来了!

   “时代是仓促的,已经在破坏中,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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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雨几十载润物细无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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