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后还是让张爱玲跑了
金色笔记
最近新华社智库有雄文《别让李嘉诚跑了》，出笼后第二天从他们的网站撤了，但言犹在耳，按李方同学的妙评“此文击中几乎所有历史痛点”，“痛点”一词用得精准，把天朝历次专政的几十年，新中国的集体记忆全部钩沉，扒拉了出来。
1949年以来，中国人命运里的转折点，就是纠结在“跑还不跑”的选择上，是背井离乡一走了之，还是寄希望于新政权的开明、不杀之恩。比如写《革命之子》的梁衡，至今一提到“跑还是不跑”的命运还会感慨得老泪纵横，“80年代，我陪我那双腿被打断，坐轮椅、流哈喇子，神智不清的父亲，到长沙机场接他从台湾回来的亲弟弟，也就是我的叔叔，飞机降落，我看到一个中年男人一身笔挺的白色西装，从飞机上走下来，走到我爸的轮椅前扑通跪下，给我爸磕头，””””哥，我回来了””””，那是我这一辈子看见一个人给另外一个人磕头，我哪里见过磕头啊！新中国没有这种传统。”
梁衡的父亲属于留下不走的，那个来自海峡那边，一身白西装，拎满满一皮箱美金回来磕头的叔叔，属于走的，这就是差别。
那个时代绝大部分人属于跑不了的（主动的和被动的）。但是1950年到1960年那十年，国门还没完全禁闭，有一小撮人最后跑了，张爱玲是一个，京剧大师周信芳的儿子，也就是后来纽约时尚界赫赫有名的Michael Chow是另外一个，今天只说张爱玲。
按说张爱玲的满清贵族的背景家世，抗战时期的可疑形迹，比如没有参加全国作家抗日同盟是一，在上海沦陷区居住著作甚丰是二，跟汪伪政府的宣传部长胡兰成谈恋爱同居是三，别的不说，光这最后一条就足以被戴上“汉奸情妇”的罪名游街示众，都捱不到文化革命，五十年代初的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运动她就会在劫难逃。最后居然让张爱玲跑了，真是奇迹。怎么让她跑掉的，在她自己的散文集《对照记》里有一些纪录。
跟当时的大部分知识分子一样，1950年时的张爱玲日子并不难过，不仅不难过，她还保持保持高产的创作，长篇小说《十八春》和《小艾》就是在那年完成并在上海《亦报》连载，在上海读书界引起轰动，连当时从南京老虎桥监狱刑满释放的周作人，都是《十八春》的粉丝。
就在《十八春》连载3个月后，1950年7月，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夏衍亲自点名，有关方面通知张爱玲参加上海市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。她以笔名“梁京”（也就是《十八春》发表时的笔名）与会，被分在第四组，柯灵先生的回忆录里说：
“她坐在后排，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，使人想起她引用过的苏东坡词句””””高处不胜寒””””。
“张爱玲的打扮，尽管由绚烂归于平淡，比较之下，还是显得很突出（我也不敢想张爱玲会穿中山装，穿上了又是什么样子）。”
还有一个说法，开完“文代会”后，在夏衍的安排下，张爱玲曾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改工作。在殷允芃的《访张爱玲女士》中记载道，张爱玲说，她写英文小说《秧歌》之前，在乡下住了三四个月，但时间又不大对头，那时是在冬天，她说：“这也是我胆子小，写的时候就担心着，如果故事发展到了春天可要怎么写啊？”《秧歌》和《赤地之恋》成书于美国，是张爱玲“跑出来”以后的作品，描写土改在中国农村的血腥暴力，在半个世纪以后湖南道县，北京大兴和四川土改的回忆录公诸于世，惨无人道完全是人间地狱，对比《秧歌》展露的黑暗根本不算什么，是文青级别的苦难，这已经是后话，《秧歌》发表时饱受批评，按如今的罪名就是恶意中伤抹黑新中国。
张爱玲在苏北土改中三个月的所见所闻，究竟是什么，读者只能从她的作品中猜测了。土改还不算，1951年9月，全国开始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，在大学、文化及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中清算剥削阶级思想残余，消除崇美恐美思想。搞人人过关。这个运动，也就是杨绛先生所写的“洗澡”运动，一直延续到次年秋季方告结束。
在此期间，文化界还掀起过声势浩大的批判电影《武训传》运动。电影出自上海，夏衍也难辞其咎，不得不向中央做了检讨。
紧接着1951年底，“三反五反运动”又在全国发动，基维百科的定义：
“三反”“五反”运动是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展的一场政治运动。“三反”是指在国家机关和企业中进行“反贪污”、“反浪费”、“反官僚主义”；“五反”是指在私营企业中进行“反行贿”、“反偷税漏税”、“反偷工减料”、“反盗骗国家财产”、“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”。五反”反行贿、反偷税漏税、反盗骗国家财产、反偷工减料、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。
运动很快开始触及“民族资产阶级”，旧中国的工业重镇大都市，比如上海，重庆，这种形形色色买办资本金扎堆的地方，首当其冲，比如上海运动进行的一年中有1300人自杀；最著名的是现代实业家卢作孚在重庆自杀。
1952年7月，张爱玲离开她还没有走就已经开始想念的上海”，经罗湖过关去香港。她持有港大开的证明，去香港的理由是“继续因战事而中断的学业”。临行前，与姑姑约定，“彼此不通信、不联络。”
《对照记》里记录了她在上海办护照的过程，出境审查还不像后来那么严，“去派出所申请出境的时候，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，立刻沉下来脸来，仿佛案情严重，就待调查定罪了。”
“幸而调查得不彻底，不知道我是个写作为生的作家，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。一旦批准出境，那青年指警察。马上和颜悦色起来，因为已经是外人了，地位仅次于国际友人……”
申请获得批准后，她只带了简单的行李，甚至连小说手稿都没带，乘火车先到广州，又从广州乘火车到深圳出境。
《对照记》里写罗湖过境去香港：
“那边香港的检查站也一样地简陋，香港警察把入境者们的证件收去查验，拖了很长时间。…一个解放军士兵在关口站岗，穿着皱巴巴的军装，一副朴实相，看样子是从北方来的农村小伙儿。他看人们晒得可怜，便忍不住说：“这些人！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，不如到背阳处去站着吧。”
“他挥手示意人群可以到树荫下去，但是大家只是客气、讨好地笑笑，却没有一个人肯动地方。
“人们紧紧地贴着栅栏，生怕一离开队伍就会过不了关。”
她在《浮花浪蕊》里写罗湖过关的感受，“桥堍有一群挑夫守候着。过了桥就是出境了，但是她那脚夫显然还认为不够安全，忽然撒腿飞奔起来，倒吓了她一大跳，以为碰上了路劫，也只好跟着跑，紧追不舍。挑夫。是个小老头子，竟一手提着两只箱子，一手携着扁担，狂奔穿过一大片野地，半秃的绿茵起伏，露出香港的干红土来，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，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歇脚，笑道：‘好了！这不要紧了。’”
就这样让张爱玲跑出来了！
“时代是仓促的，已经在破坏中，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”。
